寒食散的内涵在中古时期经历了由“治病医药”到“养生上药”的转型，又经历了由“养生上药”到“疗疾毒药”的定性，这背后是其时医者、儒佛道三类知识精英与名流、权贵合力建构的结果，体现出这一时期世人对寒食散之药理、药性认识的逐渐深入，亦“以小见大”地反映了具体药物内涵认知的形成，是长时段、多群体历史实践合力作用的结果。
南朝襄阳豪族中河东柳氏、京兆韦氏、范阳张氏人物的起家官带有显著的清官化和建康化趋势，这既是他们自身实现文武兼备的原因，也是南朝皇权出于联络和控制襄阳豪族的目的下扶持上位的结果。多数襄阳豪族的起家官依旧带有本地性的特征，他们即使凭军功获取高位，但在缺乏皇权的关照下，仍难以融入建康士族社会，只能经营乡里基础和保持尚武风气，并依靠柳氏、韦氏、张氏实现与皇权的链接。某种意义上，从南朝襄阳起家官的变化折射出南朝皇权与襄阳豪族之间存在一种特殊而又稳定的内在依附关系，这种关系在北府军力消退后，成为影响襄阳豪族社会地位升降乃至南朝皇权政治稳定与否的关键因素。
通过对天监、太和官制中的王国官的设置、流变情况考证可知，天监官制中，王国按照血缘亲疏划分等级，并依次降低属官的官班，很可能是源于北魏《太和后令》中的类似制度。北魏《太和后令》中王国官的序列则带有明显的南朝特色。北魏孝文帝改革后，在南北朝之间文化竞争需求日益旺盛的背景下，双方在制度建设层面存在相当程度的双向反馈与借鉴关系。
钟嵘《诗品》在诗学理论建构方面具有双重突破：其一，突破儒家“山水比德”传统，通过自然山水观照主体情志，形成审美化的山水观。其二，超越儒家诗教的政教功能，转向对诗歌本体审美特质的系统阐发，并建立起以审美为核心的批评体系。其三，诗史关系方面，钟嵘运用“以史释诗”方法，系统梳理五言诗发展脉络，同时，通过源流考辨建构诗学谱系，深化了诗史互动的理论维度。
曹丕《杂诗》其二虽化用汉诗套语，但并非没有本事。考察曹丕的交往经历可知，他所取材的是“汉末北士流移江东”事。至于诗歌系年，据《魏文帝集》“于黎阳作”语及杂诗体式看，有以下两种可能：第一，若诗歌仅是就事论事，则其应作于建安八年到九年，曹丕随父北征邺城，暂驻黎阳之际。第二，若诗歌确有所托，则其或作于建安十五年，曹丕随父南下合肥无果，自谯县返归途中；或作于建安十八年，曹丕随父南征有感，北归经过黎阳之时。
明清绘画作为重要的图像史料，系统记录了钧瓷花盆的造型分类、陈设功能及文化意涵。依据造型特征，画中钧瓷花盆可归纳为花口式、方折式、鼓钉式与斗式四大类型，其形态与传世钧窑实物高度吻合，并展现出盆托与花盆功能互换的灵活使用方式。从实用功能看，钧瓷花盆通过通体施釉、渗水孔与云头足设计实现植物养护与空间美学的平衡，其陈设遵循“足(台)—盆—景”三重节奏，在室内外不同场景中构建画意空间。审美层面则体现为三重维度：材质上以乳浊厚釉、窑变流纹与缺陷肌理形成独特质感；造型上融合青铜礼器基因与自然仿生意趣；意境上通过微缩景观呼应宋元山水画的“以小见大”理念。更深刻的是，钧瓷花盆作为阶层符号，既投射皇权对礼制与釉色等级的垄断，亦成为文士雅集活动中“多同”身份认同的情感装置，通过“盆池”意象与四时搭配，将物象升华为承载宇宙观与时间哲学的移情媒介，揭示了中国传统造物思想中“器以载道”的深层逻辑。
在全球文化数字化战略与AIGC技术革命交汇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钧瓷烧制技艺面临窑变数据化困境、传承封闭性危机与创新动力不足的三重挑战。研究聚焦于文化数字化战略与AIGC技术交汇背景下钧瓷非遗的传承创新问题。通过剖析钧瓷面临的本体性、传承性与创新性问题，基于皮尔斯符号三元论与胡塞尔现象学构建了“符号感知—经验认知—思想理知”三重认知境界框架，揭示了钧瓷数字化保护的深层逻辑。研究提出AIGC分层赋能方案：在感知层，通过温度梯度模拟与家族秘技知识图谱构建钧瓷定制化文化基因库；在认知层，运用VR沉浸式交互与动态学习路径系统革新技艺传承模式；在理知层，依托NFT确权机制与透明度协议实现文化认同构建与伦理风险防控。该路径通过技术赋能与文化基因的深度耦合，为传统工艺在数字时代的活态传承提供兼具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的解决方案。
信息对于取经行动的重要性，就像空气对于生命的重要性，须臾不可缺少。取经团队和妖怪的战斗，既是武力战，又是信息战。孙悟空的信息鉴别、采集和传递能力本属一流，加上外界信息支持者主动报信与应邀答疑，取经团队相较妖怪拥有了信息差，在信息战中赢面更大。天宫和佛派在武力硬实力与信息软实力上具有压倒其他势力的优势，因此他们在西游世界中的统治非常稳固，在妖怪被消灭或带离后更是如此。既然信息工作对于取经行动举足轻重，因此主张屏蔽信息的《心经》不大可能是《西游记》的主题。
日本中世五山时期至近世江户时期的杜甫接受史，呈现出由禅林“以禅解杜”向儒学“以儒释杜”的批评范式嬗变。五山禅僧依托禅宗思想资源，通过抄物、注疏等载体，以宗教体验与公案思维解读杜诗，构建了侧重“心性超越”的阐释范式，实现了对杜诗“诗史”特质进行内在化重构；江户儒者则在朱子学兴盛的背景下，着力强化杜诗的忠义伦理内涵，发掘其政教功能，精细化“诗史”观，确立起服务于德川社会秩序建设的“政教伦理”批评体系。这一嬗变根植于日本思想史由宗教心性向政治伦理的深层转型，不仅推动了杜诗在日本的经典化，更彰显了日本汉学本土化创新的独特路径，对理解东亚汉文学批评的“跨语境转义”具有重要典范意义。
在全球化浪潮下，跨文化交流日益深入，优秀国产动画电影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其国际传播效果与字幕翻译质量密切相关。字幕翻译不仅直接影响国际观众对影片内容的理解，更在推进跨文化交流、传递中国文化内涵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本研究以现象级国产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的双语字幕为研究对象，立足归化与异化翻译策略的动态平衡视角，系统探究两种策略在影片字幕翻译中的文化适配机制。重点聚焦影片中具有鲜明文化特色的典型语言现象，包括四字成语、普通咒语、打油诗以及专有名词等，通过对具体翻译实例的深入剖析，明确归化与异化策略的适用场景及实际效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揭示字幕翻译中两种策略的灵活运用路径，致力于探索如何在减小文化差异带来的理解障碍、保障外国观众准确把握影片内容的同时，最大程度保留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实现文化传播与受众理解的双重目标，为国产动画电影的字幕翻译实践提供参考与借鉴。
“半X半Y”构式在使用中表现为加合型、糅合型、冲突型以及分量型四种用法。“半X半Y”的不同语义类型可通过调节X、Y的特征分化为不同子构式来表示。“半X半Y”多义性的形成过程就是多义构式“半X半Y”内部构式网络的建构过程。具体表现为：“半X半Y”不同子构式在历时变化中发生构式特征的调变，进而分化出新的子构式，通过构式化与子构式化、再构式化的历程产生不同维度和不同类型的构式联结，最终形成多义构式。
本文基于真实对话语料，重点讨论了现代汉语对话省略中，副词“真的”与对话省略生成之间的互动关系，即副词“真的”对对话省略生成的作用及其在对话省略生成中浮现的话语功能。文章首先对省略的本质进行了重新认识，认为省略尽管可添补的语表形式并不唯一，但语义内容具有确定性和唯一性。以此为判断标准，副词“真的”后省略成分的类型可分为“双方不添补”(包括评价性成分和确认性成分)与“听话人添补”(共建成分)两种。“真的”参与建构的对话省略中，“真的”[+确认性]和[+评价性]的核心语义特征对省略语义内容的统辖起主导作用，同时，对话语境的压制以及听话人寻求一致性表达的话语倾向，都共同作用于不同类型省略的生成。对话省略的生成又反作用于副词“真的”话语功能的浮现，使其在对话省略生成中浮现出两种主要功能，即承担话语焦点与投射共建倾向。
长葛石固遗址文化层，包含了新石器早期文化和裴李岗、仰韶、龙山等几个文化期，连续存在6000多年，系统完整地跨越了整个新石器时代，成为上古中国文化考古发掘的一处重要遗址。特别是石固遗址二期文化层M54号墓出土的大量陪葬品中的两支原始骨笛和在遗址房基中的原始宫殿式大屋，确认了墓主人为伏羲葛天氏族酋长葛天氏的身份，也确证了石固遗址为伏羲葛天氏“王都”的历史地位。
走马楼西汉简中的基层司法吏员在拘捕罪犯、审治案情、管理狱囚时，存在回避逗留、鞫狱故纵和不审、擅自解脱刑具、监临见知故纵弗举劾等违法行为，严重地损害了汉朝的法治信赖体系和司法公平正义；基层属吏在处理官府垦田、户口、物质输送、钱财监管等经济事务时，出现造假、误计、漏计、监守自盗等非法现象，一定程度上腐蚀着汉朝的财政管理体系和政治经济秩序；地方属吏依据政令向蛮夷民户征调赋税、雇佣百姓于公田劳作之际，却趁机盘剥民众谋取私利，直接侵害百姓的切身利益，乃至激化官民矛盾。为了有效维护汉王朝的权力结构和黎民百姓的财产权益，汉朝统治者加强了对基层吏员犯罪行径的打击力度，努力为他们灌输违法必究的司法理念，以期使吏员群体的行为符合皇权政治的行政规范，切实成为汉王朝统治万民的坚实基础。
马嘉理案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涉外事件。案件交涉过程中，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通过三次离京赴沪的外交策略，从断交的试探到以退为进的施压，再到最后的威胁，迫使清政府在谈判立场上从谨慎到退让再到屈服。最终，中英双方签订《烟台条约》,进一步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但客观上推动了中国外交的近代化。
研究古代文本须持有正确的现象学态度，不是从我们的问题和思维框架来解读古籍，而是悬置我们的先见，倾听古人的声音，我们是被言说者和被评判者。基于这种现象学的态度，我们发现，《墨子》文本自身具有一个严密的政治现象学理论体系。《墨子》文本从日常生活出发，以匠人和居家生活为例子，分析了权威、权力、法则在社会结构中的关系，进而把爱和权威作为天志的核心内容。在天与人的关系上，兼相爱交相利是天发布给人的命令，这个命令既具有妇孺皆知的简单性，也具有绝对的普遍性。在《墨子》中，人类的理想社会是基于天意的爱的共同体。义政与力政之间的区别是顺天意还是基于众意。墨子哲学中的爱的共同体不是具体的社会制度的设计和建立，而是一种审视和评判。现象学是第一人称哲学，对于墨子而言，“我”与天下人联系起来的中介是天志，是天赋予个人肩负的为天下人负责的使命：“我—天志—天下人”三者构成了真正的人类共同体。《墨子》呼唤我们重新思考当代人类社会中的根本问题。
阿伦特认为，西方政治哲学传统基于无言的理性——真理思考政治，本质上是以制作的经验为根据理解行动，这使得政治的自身经验被遗忘和遮蔽。在阿伦特的传统批判中，可以发现她所指向的是自然主义的政治观。此传统的背后，所蕴含的是自然主义的视域。这一视域忽视了行动的开启能力，遗忘了政治的基础，即人的复多性事实。它与政治的自身显现方式不相适应，无法揭示真正的政治经验。阿伦特主张有必要建立一门新的政治哲学，它旨在面向政治的自身经验，彰显人的复多性事实。阿伦特的新政治哲学之“新”在于从自然主义的一般视域上转向，力图回到政治自身，使真正的政治经验得以自身显现。这为当代的政治思索带来了启迪。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构建了极具现实主义特质的国际争端解决理论。他以主权国家的绝对意志为逻辑起点，揭示了国际法因缺乏超国家强制力而必然陷入“应然困境”的现实。面对这一结构性矛盾，黑格尔提出战争具备双重辩证价值：既是主权意志的终极确证手段，亦是通过否定性张力防止民族精神僵化的历史中介。其理论深刻批判了康德永久和平理想的空泛性，强调国家间利益冲突的根源性及战争的历史必然性，但同时对战争形式做出“文明战争”的伦理限定。尽管该理论因对正义战争界定模糊而存在历史局限，其关于主权维护与民族精神淬炼的核心洞见，仍为当代国际社会化解主权争端、平衡国家安全与人类共同利益提供了辩证思考范式。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我国和世界发展的历史方位，在吸收借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科技观、历代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科技创新认识成果的基础上，立足于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历史基因，着眼于对两个大局交织的现实局面考量，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和新要求，形成了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阐述了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人才是实现创新驱动的关键要素、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内容意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科技观，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中国化时代化，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法典》第九百九十六条为违约性精神损害赔偿提供了请求权基础，首次承认合同中的精神利益受损可获赔偿，但在违约性精神损害赔偿的归责路径、责任范围以及赔偿数额的认定上却没有明确归属。结合我国现有国情，借鉴国外优秀经验，在我国违约性精神损害赔偿的归责路径上确立“无过错责任为主、过错责任为补充”的归责基础，引入“可预见性规则+一般责任主体”的适用标准、并在责任竞合时适用“请求权基础选择+赔偿范围适配”的二元归责体系，以克服违约性精神损害赔偿归责原则不明的问题，推动我国违约性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发展。
黄河流域数字经济发展呈现显著的空间分异特征，基于生态位理论构建评价体系分析2011-2020年流域34个地级市的发展轨迹发现：区域生态位宽度值由东向西梯度递减，下游地区(0.4-1)显著高于上游(0-0.7)和中游(0.1-1),资源利用效率的空间不均衡性突出。生态位重叠度分析揭示中下游城市间竞争最激烈，历年重叠度保持首位，而上游与下游因发展模式差异竞争较弱。空间计量结果显示全局Moran′s I指数均为显著正值，形成下游高值集聚(HH型)与上游低值集聚(LL型)的极化格局，中游省会城市多表现为高低异质型(HL型)。这种“东高西低、核心-边缘”的分异源于产业基础、要素流动和政策导向的差异，特别是下游制造业转型需求与上游生态保护导向的张力。为实现流域协同发展，建议下游深化全产业链数字化并建立跨域帮扶机制，上游非省会地区发展数字特色农牧业与智慧能源，上游省会城市推动技术辐射与产业配套转移，LH型城市则需精准承接数字要素溢出。
中央环保督察制度作为破解环境治理困局的关键创新措施，自实施以来成效显著，但地方层面普遍存在的“整改低效”问题稀释了政策效能与公众获得感。为超越单一归因局限，研究构建“资源—能力—环境”三维框架，并运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CA)对33个中央环保督察通报案例进行组态分析。结果表明，整改低效由多重条件组合引致，存在三种典型路径：(1)碎片执行型：以部门协调壁垒为核心，问责力度不均为补充，科层分割与高层问责缺位导致跨部门协作失效与政策执行碎片化；(2)资源匮乏型：以监管执法乏力与环保资金短缺为核心，资源刚性约束削弱监管能力与整改可持续性；(3)利益驱动型：以监管执法乏力为核心，政企利益关联、产业结构约束及问责力度不均为补充，政企合谋与监管失效导致虚假整改。有效整改路径则普遍依赖畅通的公众监督渠道与强有力的监管执法，二者能有效弥补资源短缺与协调困境，并遏制政企合谋。研究揭示了整改低效的深层结构性动因与差异化发生机制，为精准识别症结、优化督察制度设计以提升常态化治理效能提供了启示。
知识生产螺旋理论认为大学、政府、企业、社会公众、互联网虚拟空间甚至自然环境都是知识生产的动力螺旋，他们之间的互动推动了知识生产模式的变革，有力阐释了新型大学诞生的机制。在单螺旋阶段形成了中世纪大学、双螺旋阶段形成研究型大学、三螺旋阶段形成创业型大学、四螺旋阶段形成社会型大学、五螺旋阶段形成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型大学、五螺旋+互联网阶段形成数字型大学。知识生产螺旋理论较好解决了大学变革和知识生产模式变革的动力机制，但在知识生产细节、知识生产过程、各方利益均衡维护等方面还存在不足。
在数字化时代背景下，大学生网络“圈层化”现象日益凸显，呈现出思想认知固化、交往区隔化、价值分化与行为自由化等多维症候。破解圈层壁垒，需要从主体性重构、协同化建构、靶向化治理和系统化赋能四个维度入手，通过提升算法批判素养、构建现实与制度性情感纽带、推动圈层内生动力与主流价值柔性融合、优化平台治理与评价机制等路径，促进跨圈对话与价值共识，重塑健康、开放、包容的网络文化生态。
<正>王忠灿(1979—),男,河南柘城人,法学博士,教授;现任许昌学院法学院院长,兼任河南省法学会法律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许昌市法学会常务理事;系许昌市第十三批拔尖人才、河南省优秀教师、河南省高校系统优秀共产党员、许昌学院教学名师。主要从事中国法律史与法学方法论领域的教学与研究,长期致力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挖掘、研究与传播,聚焦中华法系立法经验与司法智慧的现代转化,对古今法学命题开展贯通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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